政治

「一個人活下來，意味著另一個人的死亡」。這是每次去取心臟(器官)的時候，心裡面都會迴盪的聲音。我們認知是大愛，所以在手術開始前，我們都會例行性的默禱一分鐘。
　　作為心臟外科醫師，在移植的手術台上，我們成為最後那位把主動脈夾下去的人。這一刻，我們計算著缺血時間的開始，卻也是捐贈者生命的最後一刻。
　　移植手術的成功，意味著救了一個人、一個家庭，甚至不只一個人、不只一個家庭。不過，器官稀缺是不爭的事實，全世界皆然，所以移植手術通常也被各大醫院高規格看待。
　　我和該醫院的某重症醫師當面聊過，根據該名醫師的親口描述(他們的葉克膜是重症醫師裝的)，他們這間體量巨大的醫院，每年裝置葉克膜的數量相當稀少，台灣隨便一間醫院的葉克膜數量都比他們高(因為在台灣，葉克膜有列入健保給付)，至於心室輔助器(VAD)，對他而言就像傳說一樣，幾乎沒在做。大家可以把葉克膜和心室輔助器看待成類似的概念，都是作為機械性的循環輔助，只是用途、適應症和機器有所差異。心室輔助器最大的使用情況是在心臟衰竭無法用藥物支撐的時候，裝置來取代心室(心臟)功能，大致上可以想像成人工心臟的概念。
　　近年來，對於心臟外科而言，有在做心臟移植的醫院，尤其是移植量大的醫院，裝置心室輔助器的數量肯定不會少。因為對於很多心臟衰竭的病人而言，等待器官的時間太長，可能還沒等到移植的那天，人就因為其他器官衰竭走掉了。心室輔助器的裝置可以在這期間作為過渡醫療，讓心衰患者得以在心臟移植前免於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，直到移植的心臟出現為止。所以，就理論上來說，心臟移植量越大的醫院，意味著等待移植的人越多，裝置心室輔助器的數量(理應)也越多。
　　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的統計，截至2023年，全台有276人正在等待心臟移植。然而，近年來每年實際完成的心臟移植手術數量約在60至90例之間，主要受限於適合的心臟捐贈來源不足。
　　在我的成長歷程和認知裡，器官是一種公共財，而且在我們的醫療操作上，不會因為你是某某某，就能優先得到器官。也因為如此，即便沒有明文規定，超過一種不可逆器官衰竭的病人，很難同時做兩種(以上)器官移植，因為如果要讓稀缺的公共財(器官)發揮最大效益，兩個器官移植給兩個人，會比移植給同一個人要來得大。因此，多器官移植在台灣非常罕見，並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效益最大化的問題。
　　所以回頭來想，可以做到心肝同時移植的醫院，一定是心臟和肝臟移植量非常大的醫院(才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做兩種器官同時移植)。這麼大的一間醫院，竟然不太做（或是不需要做)心室輔助器？
　　不做過度推論，請大家自行思考。